兼听则明独傲的古文大家欧阳修,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原标题:“文体”新释

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当时的考生崇尚一种号称“太学体”的文风,作文以新奇相尚,钩章棘句,险怪艰涩。欧阳修对此深为不满,决意借主考之机,挞罚那些为时誉所推而选在高第的考生们。当时有一名从国学推举上来的优等考生,平素专作怪险之语,在士人学者中颇有声望。他在考试中作文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看后便在此文下诙谐地续写道:“秀才剌,试官刷”。然后用大红笔从头至尾将考卷涂抹掉,并在旁边批上两个大字:“纰缪”。同时,凡作类似文章的考生统统都在被黜之列。那些被黜的时文高手很是不服,在发榜之后群聚诋斥,专门在欧阳修早朝的路上等着围攻他,更有甚者作《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宅。考场文风的变化对整个社会文风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虽然欧阳修遭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他倡导平澹典要文风的努力,不久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曾巩、苏轼、苏辙、程颢、张载、吕惠卿、曾布等人,都是经欧阳修慧眼识珠,大力提拔才脱颖而出的。因而欧阳修主考贡举的嘉祐二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有标识意义的年份,它标志着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欧阳少师,即欧阳修:“修以风节自持……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文体”,有两种解释,一为“文雅有节的体态”,一为“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辞源》)。显然,以《辞源》“文体”义项,解释“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颇难。那么,陈师道所谓的“文体”,又当何解?

《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嘉祐二年的胜利看似偶然,其实倾注了欧阳修大半生孜孜以求的心血。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已取得很大成绩,形成散文的优良传统。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浮靡的骈俪之文又重新得势,宋初的一批士人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未能扭转文风。这一时期的“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徘优之辞。”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起领导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历史重任的。

在《后山诗话》中,类似的提法另有:“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所引之文,颇有争议:“今考其中于苏轼、黄庭坚、秦观,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且谓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后山诗话提要》)对这种说法,古建的反驳有一定道理:“后山为人又颇自负,至于其出言品评苏轼诗文之弊,亦在情理之中。而通观全书,仍以称道杜甫、苏黄为旨,虽略有微词,不过寥寥,尚无伤大体。”(《〈后山诗话〉作者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欧阳修十多岁时,曾在随州李家存放旧书的箩筐里发现韩愈文集,文集虽已残缺不全,欧阳修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用心研读,“读而心慕焉,昼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絶驰,而追与之并”。早年对韩愈的学习和摹仿,为欧阳修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基,也为他能够创作出足以表率当时的“古文”奠定了坚实基础。韩愈文从字顺的文风,在欧阳修的散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宋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高中科举,名重当时,他“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向慕,学之犹恐不及,使得一时文风大变,“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

因此,比照“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可以类推出“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对属”,均为某一文体名,其反映的是“对属”因“文体”的渗透而带来的新变。那么,“对属”“文体”,又具体指哪两种文体呢?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欧阳修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对自己的创作一向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欧阳修自己也说过:“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他对写文章从不敢大意,“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仍然在改定过去的文字时“用思甚苦”,他的妻子说,何自苦如此,难道还要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笑着回答:“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欧阳修反对华而不实、繁缛堆砌的文体,但他并不一概地排斥骈文,而是努力吸收骈文长于修辞的优点,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上。实际上,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科举,也曾潜心学习骈体文,在语言文字的声律音韵方面下过很深的工夫,可谓“早工偶丽之文”,但他始终强调作文时,对题材的取舍剪裁要意深言简,有高度的概括力,在艺术表达上则要写得生动形象,于含蓄中寓有褒贬,这个原则归纳起来就是“简而有法”。

对属,指诗文中两句缀成对偶。据《本事诗》记载,李白醉后,获唐玄宗之命,写行乐诗十首。首篇为:“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从全诗看,命辞遣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诗中有对属,形成诗体之一种律诗。文中频用对属,亦形成“文体”之一种四六。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文风的变革不单纯是文体的变革,从骈体改为古文,更重要的在于内容的变革。欧阳修领导古文复兴之时,正是范仲淹等人倡导的政治革新浪潮涌动之际。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使得欧阳修的创作贯穿着古文运动的思想精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其中有二层意义,一是欧阳修主张“先道后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所谓文,必与道俱”,“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二是欧阳修把文风的变革与宣扬儒家之道联系起来,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宋仁宗景祐年间,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指出:“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葢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欧阳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像其著名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等代表作即是庆历新政前后的战斗檄文。不言而喻,经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首先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表现出来的。而这一时期的政治革新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最充分的实践,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四六,也称四六文或四六体,乃骈文之一体,因以四字六字为对偶,故名。其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李商隐
《〈樊南甲集〉序》:“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徐树榖笺徐炯注《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九)有时,四六、对属相连,指称“四六”:“上命孙觌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赍草示尼堪,尼堪以为未是。金人往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未被修改的降表有“一统之基,遽失籓篱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烦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等四六语。由此可知,“以文体为对属”之“对属”,为四六文,或四六体,是以四六文的特征“对属”借指四六文。

清代学术,自干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在变革文风的过程中,欧阳修不仅自己努力创作,而且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宋仁宗初期,欧阳修与“力为古文”的石介、尹洙、苏舜钦等人一道“议论当时事,迭相师友”。欧阳修平生以提拔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对于后起之秀,欧阳修不仅不嫉妒,反而为新人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在曾巩拜其为师时,欧阳修说,过其门者百千人,独于得巩为喜。后来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诗文,为其才气叹服,即赠诗以李白、韩愈来称许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更是经欧阳修的推誉而“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那种爱才、让贤之心溢于言表。欧阳修对于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后学的识拔和培育,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北宋前后相继、蔚为大观的散文创作的新面貌。

“对属”是指四六文,而伴随四六文或骈文的发展则是对古文的提倡。那么,“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是否会是“古文”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宋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诚为知言。

物盛则弊易生,文也如是。当骈文盛行时,其华丽的一面,遂为人所诟病:“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旅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萧颖士《萧茂挺文集·送刘太真诗序》)拘于形,则失于实。萧颖士论文,有贬有崇,其用力批判的“比类”“俪偶”正是骈文所具有的特点。中唐文坛旗手韩愈,延续此调,力排骈文,并拈出“古文”一词,示人所好:“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五卷《题哀辞后》)企求“句读不类于今者”,并非是简单的词句革新,而是借词句的调整,以期“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二卷《争臣论》),也即明儒道,旨在使对辞的关注远离“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偏执。而从成效来看,未如所冀:“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所以,对四六文的改革,有宋仍在接续。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干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干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五代文弊,宋初柳开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宋史》卷四百四十二《穆修传》)。杨亿,字大年,身居高位,诗文尚声偶,“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又因主持科举考试,故其文风一度成为士人追捧的对象。晚辈欧阳修,厌弃四六,曾自道:“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事实上,欧阳修厌弃骈文,只是对骈文的某些做法有些意见:“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苏氏四六》)因此,反对骈文,践行古文,并非是置骈文与古文于水火不容,而是革骈文之弊,留骈文之精。就创作实践而言,欧阳修本人更像是一位骈文的革新者:“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有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风致。”(蒋维钧辑录、何焯校正《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宋史·欧阳修传》亦竭力称许其文,认为“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或过退之。如《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流转变化”,“创意立法,前世未有其体”,彰显了欧阳修对文体的突破与变革,如《醉翁亭记》中的“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所以,“文备众体”说,应当包括欧阳修“以文体为对属”的实验。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由是观之,“以文体为对属”之“文体”,乃为古文。“以文体为对属”,即以古文为骈文,使原本辨识度清晰的骈文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新变体现的正是对骈文的修正与完善,而不是对骈文的全盘抹杀。“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体为对属”等文论话语的提出,反映了宋人不忘明辨文体间的新生现象,也折射了宋时文论对文体新变的理论回应。

文体论

(作者:高建旺,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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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伙,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创作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最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他所说的“词”,是指文章的文辞、辞采;“气”,是指文章内在的气势、气韵。“词气兼资”是王先谦对骈文创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他衡量骈文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汉魏时期“其词古茂,其气浑灏”,此时文章最为优秀;六朝以降,虽然“词丰气厚”,但文章已有繁芜之病;到宋元以下,“词瘠气清”,文章便不可取了。他论清当代的骈文创作说:“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愈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对于清代骈文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骈文应学习古文义法。去除其绮靡俳俗的习气,从而做到秾纤得中,气韵充沛,这是王先谦骈文创作的审美理想。“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在继承传统文论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至于骈文创作也要学习古文义法,则反映了他不斤斤于骈散文体之争的态度,是他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清代中期以后,骈文出现复兴趋势。经过众多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晚清时期骈文已经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先谦编选《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文学理论乃至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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